伯母突告噩耗：敬爱的伯伯，中国第一代晶体管、晶体管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奠基人，中国导弹陀螺仪制造重要专家，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吴锡九，于九月十八日十一点五十九分永远地离开了我们。
吴锡九，宁波余姚人，1932年出生于上海，南洋模范中学毕业后赴美学习，1953年，以总成绩第一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系，继而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1956年吴锡九追随钱学森回国，在中科院工作22年。1958年，吴锡九与其团队成功研制和孕育出我国第一个晶体管，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空白；1959年至1960年间，吴锡九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109”机研制和创办“109”工厂工作中，最终“109”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亚洲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由于该机在原子弹研发过程中被使用且做出了较大贡献，故被誉为“功勋计算机”；1956年，吴锡九还投入到中国第一台微机的研制工作，在代号为“156工程”中奋战。
伯伯的一生辉煌而又低调。为继承遗产，1978年在方毅副总理的礼送下，又回到美国后定居硅谷，成为惠普第一个RISC微处理器架构的设计者和负责人。
再见了伯伯，你那慈祥的笑容虽然再也见不到，但你一生孜孜不倦地为中美两国科技事业发展的尽心尽责不懈努力永记我心！
高端访谈：
海外赤子的“中国梦”
——访中国信息科技先驱者
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吴锡九
19世纪末到20世纪初的一百多年正是中国发生翻天覆地变化，世界格局和经济形势发生巨大转型的一百年。漂泊在外的华人，备受祖国的兴衰荣辱所带来的种种影响。
吴锡九，旅美华裔科学家，华人世界里的优秀代表。他的一生都紧随着祖国的发展轨迹，
以自我的人生品质，审视时代和民族的深刻变革，青丝华发，不悔赤胆忠心。
已年近八旬的吴锡九，本应是颐享天年之际，却千里奔走，发起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将硅谷正在掀起的绿色能源革命中的先进技术和前沿趋势引入中国。
中国老一代知识分子，绝大多数具备“柔而立、扰而毅、直而温、强而义”的人生性德。尽管经历了那么多的狂飙雷打，吴锡九和他同时期的“留洋”人信奉“科学无国界，科学家有祖国”，以天下为己任，为中国的科研事业和经济发展建起了一座座丰碑。
吴锡九，祖籍宁波余姚，毕业于麻省理工大学，硕士学位，是中国第一代晶体管、晶体管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的奠基人，中国信息科技先驱者、惠普中国创始人，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
青少年时期吴锡九的成长伴随着中国遭受苦难的历史，这对他确立起要为“兴邦强国”出力的志向，起到了最直接和深刻的影响。
1932年，吴锡九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赴美学习，1953年，以总成绩第一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系，继而获得麻省理工大学硕士学位。
1956年吴锡九追随钱学森回国，在中科院工作22年，是中国第一代晶体管、晶体管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的奠基人。
1958年吴锡九与其团队成功研制和孕育出我国第一个晶体管，填补了中国在该领域的空白；1959年至1960年间，吴锡九又马不停蹄地投入到“109”机研制和创办“109”工厂工作中，最终“109”机获得成功，成为当时被誉为“功勋计算机”的亚洲运算速度最快的计算机。
1956年，吴锡九还投入到中国第一台微机的研制工作，在代号为“156工程”中奋战。当时象吴锡九这样一批科学家为祖国的科技事业彻夜奋战的精神，被赞语为“灯火辉煌156精神”，他们为我国的科技事业、国防事业以及由钱学森、钱三强领衔的“二弹一星”的研制作出了卓越的贡献。
王甬平：伯伯好！您当年是怎样从上海到美国的？
吴锡九：我母亲是宁波余姚人，但我生长在上海，中学在上海南洋模范中学，也就是交大附中就读，1949年毕业后到美国留学，在美国首先上的是伯克利加州大学，我学的是电子电信。由于我在伯克利毕业的时候是全校电子系的第一名，所以就被保送到MIT（麻省理工学院Massachusetts Institute of Technology的缩写)。当时MIT计算机和半导体刚刚起来，我是第一批参加能够掌握晶体管设计和制造的美国科技人员。
王甬平：到那时候已学业有成，而且在美国也经过一段时间的实践，有着这方面的工作经验，所以后来就在钱学森先生的影响之下，跟他一起回到中国。
吴锡九：对，我们当时叫它“百人回归”，这是一种精神。因为当时我们是第一批海归，从欧洲到美国，我们大概有一百多人，这一百多人以钱学森和钱三强为首，我们叫“两钱为首，百人同心”，这一百多人起了很大的作用，回国把中国科学院振兴起来，成为整个中国科学发展的火车头，也是建设“两弹一星（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火车头，这一百多人里面，后来在中国“两弹一星”人物表彰中就有21人获到功勋奖，而这一“百人精神”，始终鼓舞着我前进。
1978年，吴锡九为接收遗产移居到美国后，做了许多促进中美科技合作的事，其中一件极具重要意义，那就是成为惠普中国的奠基人。继惠普之后，摩托罗拉、IBM等等都进军中国，一波又一波，浪潮澎湃，一发而不可收。
王甬平：由于家庭的原因，后来您又从中国到美国去了？
吴锡九：对，56年到66年初是科学院非常兴旺的时期，我们叫它“十年辉煌”。但是到了66年的“文化大革命”，我们的家庭包括父、母亲都受到很大的冲击。文化大革命后期因为父母都已经去世了，在国外有一个遗产继承的问题，当时的副总理、科学院的方毅院长亲自批准我出国，出国以后我定居在硅谷。因为当时我夫人全家都在硅谷，她的弟弟是第一个华人创业成功者，我们到硅谷的时候，她弟弟已经是硅谷电子企业协会的常务理事，后来又做了理事长。
王甬平：而您到美国后就参与到惠普中国的创建工作了？
吴锡九：我是惠普第一个RISC微处理器架构的设计者和负责人，当时惠普从一个仪器公司转化成一个计算机公司，这个过程式非常不容易的。在这个历史过程中，我参加了一些技术工作，而且领导了第一个用新的计算机结构设计微处理机的工作。硅谷这30年间经历了三次技术革命，第一次是IT技术革命，以半导体和计算机为主信息技术革命，这是第一波。我们去时是1975年，从75年开始大概经过15年的过程。在第一波里惠普、英特尔等几个大公司上来了，而且那时候已经和东部麻省理工学院、哈佛大学附近的公司并驾齐驱了，而到九十年代已经超过了东部，成为美国创新最有活力的一个地方，所以当时的情况就是硅谷推动美国，美国推动世界，这就是IT业第一波的峰值。第二波就是互联网，互联网造成了谷歌和雅虎一些公司的兴起。现在是面临第三波，第三波就是美国的绿色革命，就是绿色能源的革命，也就是我们现在在积极参加的，而且我们为此成立了绿色能源促进会。
从上世纪80年代初到现在，吴锡九一直在尽一己之力，不弃不舍地做着促进中美科技合作互利共赢的工作。几十年来，他虽曾遇到因不同政治背景和中美关系起伏的影响，时有艰难、常逢曲折，但却一直没有停止过他的努力——吴锡九想方設法，牵线筑桥，以促进中美合作。
时至今日，“绿色经济”、“绿色能源”已然成为世界经济合作，特别是美中合作的最大的、最佳的和最重要的合作点。因为美国需要以开发綠色能源、绿色经济来拯救金融危机、重振超级大国雄风；而中国也需要依靠“绿色”来解决高能耗、强污染等等危及国计民生的大问题，以求得可持续发展。
在这样的形势下，吴锡九等一批有识之士敏锐地洞察到了“促绿合作”的深远意义和大好时机。在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科协主席韩启德访美、在美国的加州湾区访问并与众议院本田先生会谈后，吴锡九开始乘势运作，于2007年筹备、2008年4月正式成立了“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UCGEC）”（吴锡九任主席）。自此，一个民间的、富有凝聚力和生命力的国际间运作的“促绿组织”应运而生。
“美中绿色能源促进协会成立后的几年间，先后在“智能电网”、“绿色建筑与生态城市”、“电动车与电池”、“太阳能”等方面，从寻到“交集点”发展为项目的合作开发。已完成的大量案例已越来越说明“美中绿色能源合作蕴含着无与伦比的潜力”，尽管今后的路途还会有曲折，但它一定是更加地积极发展和前途无量。
王甬平：您本来可以有更多闲暇时光享受晚年生活，为何还在近耄耋之年创办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
吴锡九：我们在美国的华人，对中美关系高度关注，因为它影响着我们每天的生活，影响着我们事业的发展，其中还特别影响着我们子孙后代的前途。在开始二十年，第一波、第二波技术革命中，如我在惠普的工作，虽然发展了“惠普中国”和中国的软件合作，可是我们觉得这个路是起起伏伏，不是一帆风顺的。在美国的华人有一个迫切的感受，就是想找一条中美合作最宽、最大的路，最后我们找到了，就是能源和环保。因为绿色能源是全世界都需要的，因为能源和环保是迫于眉睫的一个最重要的大问题。在绿色能源发展上，中美合作有着很大潜力，但由于两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的阶段不同步，很多项目的开展需要沟通。从美方来讲，在能源合作上应该逐步放宽技术管制；而对中国企业来说，要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避免出现“低端过热，高端不足”的倾向。所以当时我们成立绿色能源促进会，绿色就是环保，绿色能源就是要开动新的环保型的能源，包括核能、太阳能、风能和其他生物能，这方面的工作硅谷也起了带头作用。
王甬平：这个协会的成立是否受到了一些重要和关键人物的推动？
吴锡九：我们这个协会的成立是受到美国能源部部长朱棣文的影响，因为他是我们加州大学一个杰出的校友，也是最年轻的华裔诺贝尔奖金获得者。朱棣文担任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时候，那个实验室有5000人工作，里面11个人获得国际诺贝尔奖金，都是在他的领导下工作的，他本来是一个科学家，埋头做科研的，可是当主任以后关注得更多了，突然间发现能源的问题实在太重要了，因此他就到处做报告，我们邀请他来做报告，他的报告感动了我们、启发了我们。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的第二关键人物是韩启德，就是中国的人大副委员长。韩启德访问硅谷的时候，就跟我们谈，说到我们都是世界公民，中美两国要合作起来解决能源问题。
王甬平：这个协会成立以来，有哪些具体行动？
吴锡九：协会成立以后，得到硅谷华人特别是得到跟中国友好的硅谷的科学家和企业家的大力支持。我们先后开了三次年会，2008年在北京开了一个规模很大的大概五百人参加，一百多个美国专家一起开的第一个年会，得到了很多中国国家领导人的重视，管理能源的有关部门都来了；第二次是在硅谷开的，就是2009年；今年上半年我们在上海和苏州开了第三次会，这次也是很成功的，因为在上海开会时，正好是上海与旧金山结为姐妹市30周年，这里面特别要说一下，协会里面也有一个小小的“宁波帮”。
如今，吴锡九已进入望八之年，但他仍在为美中科技领域合作奔波不息。千里之外的他对宁波有着割舍不下的情怀。这样的情怀里有延续母亲的血脉之缘，同时也是遥相呼应邓小平同志“动员全世界的宁波帮来建设宁波”的历史号召。
吴锡九期盼中国通过改革开放而“国力强盛”、“和平崛起”。他说：“回想起来，当年我能和一些同仁，抱定一个促进合作的宗旨，不畏厚云遮望眼，拨云破雾逆势上，为中国和中科院的建设作了一点贡献，虽然十分辛苦，但深感值得和欣慰。”
王甬平：吴老，您是国际IT业界的元老了，不知您是否知道我们宁波现在正在建设智慧城市？
吴锡九：我们对宁波建设智慧城市很有兴趣。这次来宁波也是马不停蹄，第一天中午和晚上相继和经委、宁波大学的领导见面时，就提到了智慧城市和智慧港的主题，这个主题下面有很多东西有交集点，而我们的团队掌握很多这方面的资讯。在建设智慧城市、智慧港方面，第一个就是建设和开发在应用绿色能源前提下的节能减排。宁波有很多制造业，会有污染的问题，要建成智慧港肯定要在这方面加以控制。
王甬平：您听了关于宁波的一些介绍和计划，是否有对宁波在这方面发展的设想？
吴锡九：是的，第一就是节能、环保方面，关于碳的排放方面的测量和计量，然后才可以控制化工厂和钢铁厂的排放量，这都是属于节能减排；第二就是绿色的IT，也就是绿色的资讯，这里面包括家用电器要往智能电器方向发展，并结合互联网；第三就是智能电网。这几方面都牵涉到智能港的发展。我在二十年以前就参加了新加坡智能岛的设计，当时新加坡很有远见。智能港和智能城市是非常好的目标，要做到这个事情可以参考新加坡的经验。另外要把宁波的企业精英、政治精英和社会精英组织起来，成立一个规划会，我们绿色能源促进会也很愿意积极地参与，因为我们有一个小小“宁波帮”。
王甬平：这是您的一个建议？
吴锡九：对，具体内容刚才我也讲了，绿色IT，里面包括绿色物流、智能家电，还有很多智能电网的工作，另一方面就是节能减排的工作，会有具体的项目，这些项目也可以通过绿色能源论坛把它组织起来，把国、内外的力量组织起来，推动智能港、或可以称作智慧城市的发展。
礼送科学家吴锡九出国
丁东
最近，我拜访了曾经在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的高锴先生，从他那里了解到一个耐人寻味的故事。
故事的主人公名吴锡九，1932年出生于上海，40年代后期和高锴同在南洋模范中学读书。1949年，吴锡九留学美国，到伯克利加州大学攻读电子电信，以电子系第一名毕业，到麻省理工学院攻读硕士，成为第一批参加晶体管设计和制造的科技人员。因为父亲曾叮咛他学成回归，报效祖国，又受到钱学森影响，他在1956年辞谢美国公司的挽留，和妻子朱丽中一起回国，到中国科学院工作，成为中国第一代晶体管、晶体管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的奠基人。“文革”中，他的海外求学经历受到怀疑和冲击。1972年尼克松访华后，美国来华访问人员渐多，其中有他的妻弟朱道淳。他们在北京相见，朱道淳提出父母年事已高，思女心切，希望朱丽中出国探亲。他们的两个女儿一个是毛纺厂的学徒工，一个即将高中毕业，也希望出国深造。几经申请，吴锡九与半导体研究所签下不申请出国的保证书，才允许朱丽中先携一女，于1977年9月经香港抵达美国探亲。
1978年3月，全国科学大会召开。这时高锴调到中国科学院政策研究室工作。他看到老同学吴锡九和妻子隔海相望的窘境，同时了解到，半导体研究所的另一位科学家成众志也是同样情况，于是决定从这里入手，寻找落实知识分子政策的突破点。
高锴找了十几位科学家、管理人员和领导干部进行调研，让他们对是否准许吴锡九、成众志出国与妻子团聚，各抒己见。
被称为中国半导体材料之母的科学家林兰英说：“两位当年都是为了报效祖国，放弃了国外的优越条件，告别亲人，回到祖国。他们的科学成果为国家作出了不小的贡献，但在‘文革’中却遭到了不公正待遇。现在他们家庭有困难，如果不让他们回去和家人团聚，这是不合情理的！现在有种说法，说是对一般成就不大的科研人员要求去海外的，尚可以考虑批复，但对成就较大、水平较高的科学家则绝不能放；说是放出去会损害国家利益，会泄露国家的机密。按照这种逻辑，成就越大、水平越高的，就越值得怀疑，越不能信任，这不是和四人帮提出的‘知识越多越反动’的谬论一脉相承吗？”
还有人说，海外科学家回国潮到1957年后基本上就停止了。
为什么？这跟1957年后政治运动不断有关系，也跟只许进，不许出的做法有关系。从海外告别亲人，回国的科学家连探亲都不被允许，以后谁家老人让自己的子弟回国工作呢？
又有人提出，科学是超国界的，我国的科学技术经过“文革”已经落后于世界先进水平几十年，而西方对我国公派人员限制极严，封锁要害技术，隔绝关键要素，而私人出去的科学家倒是有可能接触和学习到这些技术。我们很多在海外入了外国籍的科学家，为了祖国的科技发展，做出了极有益的贡献。总之，无论以什么方式出国，我国科学家越多地和外国科技界进行自由交流，归根结底将有利于我国科学的发展。
高锴将调研的情况向政策研究室负责人王汉斌作了汇报，写成《情况反映》，送交中国科学院领导。副院长胡克实、严济慈先批示：“这是一个值得研究的问题。”最后院长方毅批示：“礼送出境。”方毅当时是中央政治局委员、书记处书记、国务院副总理、国家科委主任，是中央主管科学工作的最高领导人，他的批示一锤定音。方毅还让秘书通知院领导，为两位科学家饯行。
1978年10月，由钱三强副院长出面，在北海御膳房设宴为吴锡九、成众志送行，王汉斌、高锴等作陪。当年圣诞节前，吴锡九终于和妻子、女儿在美国相聚，成为“文革”后国家批准有成就的科学家“因私出国”的第一例。
吴锡九到美国时46岁，正值盛年，凭他雄厚的学术功底、管理经验和人脉关系，很快在惠普研究院一展身手，不但成功领导了新型微机的研制，还促成了中国惠普公司，为中美之间科学、技术合作铺路搭桥，奔波至今，成就了许多互利共赢的美谈。历史已经证明，方毅的开明决策是完全正确的。
万事开头难。继吴锡九、成众志出国探亲以后，公民自愿出国的口子越开越大，国家对公民出入境的管理，从约束公民的自由，向着保护公民的权利，发生了深刻的改变。如今，夫妻二人分别在国内外工作生活的情况很多，只要有经济条件，团聚一般不再成为难事。引起诟议的反而是一些官员，悄悄把家庭成员和财产转移海外，自己单独留在国内做“裸官”了。 （选自《文史参考》2012年第24期）
绿色能源要避免低端过热、高端不足
——《时代周报》专访吴锡九
美国前总统克林顿曾说：“20世纪的特征是‘冷战’，但21世纪的特征将是‘热战’（世界各国联合起来解决全球变暖）。”而在年近八旬的吴锡九看来，要赢得“热战”的最好方案就是中美两国合作。因此，原本应该颐享天年之际，吴锡九却成立了一个非营利性组织—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将硅谷正在掀起的绿色能源革命中的先进技术和前沿趋势引入国内。
吴锡九1932年出生于上海，中学毕业后赴美学习，1953年，以总成绩第一名毕业于美国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电子工程系，随后获得麻省理工硕士学位，1956年，追随钱学森回国，在中科院工作22年，是中国第一代晶体管、晶体管计算机和微型计算机的奠基人，1978年出国接收遗产，后成为惠普中国的奠基人，是惠普第一个RISC微处理器架构的设计者和负责人，1999年，和友人创建Silicon Magic半导体公司。目前，吴锡九担任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主席。
但吴锡九的低调谦和，让人很难将这样一位老人与这一系列成就挂钩，即便面对记者的采访，吴锡九也没有提及自己此前的成就，而是更津津乐道于中美绿色能源合作的前景。中美绿色能源合作潜力大。
时代周报：在您这个年龄，很多人开始享受天伦之乐，您为何创办了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
吴锡九：这主要是受两个人的启发与触动，一个是加州大学伯克利分校校友、现任美国能源部部长的朱棣文，一个是中国人大常委会副委员长韩启德。朱棣文2004年被任命为美国能源部下属的劳伦斯•伯克利国家实验室主任，我2004年发起成立了伯克利加州大学华人国际协会，2007年，我们举办了一个年会，请了一些特殊校友作报告。当时，朱棣文作了一个演讲，“世界能源危机，我们又能做些什么？”原本45分钟的报告最后作了一个半小时，在座的华裔校友深受鼓舞，大家觉得要采取行动。随后不久，韩启德访问旧金山湾区期间，和美国国会众议员本田会面，谈论了中美两国面临的能源和全球暖化危机时表示，“我们都是世界公民，能源是我们两国都需要关心的问题”，并鼓励建立持久和有影响的非政府组织合作平台。因此，我们马上行动起来，因为我们华人非常关注美中关系，美中关系一直很复杂，但其中有一个亮点就是绿色能源。中美都是很大的碳排放国，如果中美联合起来，可以解决问题的一半。一旦合作，会有大规模的人参与进来，可以增进相互了解，学会彼此尊重。这也是我们华人的使命。
时代周报：清洁能源成为中美博弈的新焦点，这一领域是个“金矿”，中美合作的前景如何？
吴锡九：去年奥巴马访华时，大家对清洁能源合作期待也很多，但实际行动得很慢，合作有很多问题，从上到下要有框架，慢就慢一点。更重要的是从下到上，要用市场的力量推动，这个力量势不可当。中美合作有无与伦比的潜力，但两国的政治体制和经济发展阶段不同，对估价和保护知识产权的立场不同。很多项目需要沟通，比如中美打算成立一个共同的实验室，共同推进清洁能源技术发展共享知识产权，但目前操作上比较困难，这需要双方求同存异。
时代周报：中美绿色能源合作，双方各自的优势是什么？
吴锡九：美国企业的发展历史长，创新能力强，投资多，人才多，经验多，水平高。但是产业化很慢，价格高，需求也没有中国迫切。比如，美国智能电网分了很多块，有几十个，标准化很难推动，大家有各自的想法和发展历史。而中国智能电网可能只有国电、南方电网，中国的标准化相对容易。一方面是一张白纸，体制问题推动更快；一方面是价格更便宜，需求更迫切。所以双方应该优势互补。
时代周报：有国内专家认为，美国很难向中国出口真正的先进技术，即使能够出口，也会附加很多条件，要价也很高，是否如此？中国企业应如何应对？
吴锡九：美国最好的技术的确受到管制，但目前逐步好转，从美方来讲，特别是能源合作方面，应该逐步放宽技术管制。对中国企业来说，不要脑袋发热，只要赚钱就全去做低端。高端虽然难合作，需要大量资金，面临很多困难，但企业要有一个长远的战略眼光，避免出现“低端过热，高端不足”的倾向。
时代周报：目前这种低端过热的趋势，即所谓的泡沫化是否在国内已有显现？
吴锡九：绿色能源发展是一个长期的问题，从长远来看，并不会出现泡沫化。但短期发展过程中，有些地方没有规划好，看不准，急于求成，这是局部的问题，也可以叫做泡沫，应当个案分析。比如，美国在搞第二代太阳能，即薄膜技术。而中国还在大力搞第一代太阳能，可能已经过剩了，那么多第一代的东西在等着，不知道怎么销售，第二代发展得很缓慢。再者，中国太阳能发展主要在西部，搞了敦煌项目等，但国内智能电网发展远远不够，怎么把太阳能电并网，输送到其他地方，这是个问题，所以不要一拥而上全去搞太阳能发电项目，这也是泡沫。有的项目发展得快，有的项目发展跟不上，这也会造成过剩。促进会引入项目对接。
时代周报：美中绿色能源促进会今年的重点是什么，目前促进了哪些合作？
吴锡九：我们主要关注六七个重点方向，包括智能电网、绿色建筑、电动车、太阳能、碳交易、绿色IT、创投等，但不是以盈利为目的。我们推动了宝钢与新西兰清洁技术公司LanzaTech合作，将“利用钢厂尾气生产燃料乙醇”的技术商业化，这家新西兰公司的投资方就是硅谷的Khosla风险投资公司。LanzaTech想在中国发展，我们就促成了与宝钢的合作。排放要征收排放税，现在不排放一氧化碳了，还可以变废为宝，将一氧化碳变为原材料，产出更有附加值的乙醇及化学品。我们还准备把这个项目引入沙钢和永钢。变为原材料，产出更有附加值的乙醇及化学品。我们还准备把这个项目引入沙钢和永钢。智能电网方面，风电、太阳能电本身不稳定，如何连接到电网中，是个很大的基础系统工程，这也牵涉到政策、资金等各方面。目前，扬州和酒泉地方政府表现出了比较浓厚的兴趣，希望可以解决联网问题。酒泉的风能在全国装机量最多，太阳能也非常丰富，今年秋天我们会回国去酒泉考察。企业方面，上海的中发集团跟我们谈得比较成功，他们想进入智能电网领域。电动车方面，混合动力客车制造公司Designline希望在中国寻找合作伙伴，我们为其做了项目对接，目前寻找到金龙集团及常州的一个客车厂准备开展合作。另外一家美国公司，拥有生产电动轿车的两个关键核心部件技术，已找到安徽的江淮汽车，先生产500辆汽车，可能今年下半年就会推出。太阳能政策方面，我们会找一些专家专门向中国企业介绍，第一代太阳能产品出口到美国，需要注意哪些，美国有哪些政策，美国的需求是怎样的。因为，美国有许多产品安全技术标准，跟欧洲不一样，所以不一定让进。中国在绿色能源方面的人才很少，大家对绿色能源认知不够，因此我们还准备和上海交大合作培训项目，专门针对地方政府和企业的领导，教他们怎么建设低碳城镇，介绍未来的趋势、技术等，并帮他们解决实际面临的问题，如果有需要，可以随时把硅谷的一些技术、企业和专家带到中国来。这都是一些方面，未来合作项目很多。我们今年特意成立了协调小组，今后可以更好地合作。硅谷有很多创新技术需要搭建平台，将来除了技术交流外，我们还会帮助寻找风投、政府方面的支持。
时代周报：你们如何筛选资源，会否考虑在国内设常驻机构，促进合作？
吴锡九：我们在硅谷每年会举办5-10个讲座，包括像谷歌这类的知名公司都会参与，很多公司来演讲，我们就会了解哪些新技术有前景，可以引入中国，从中筛选。我们以往是以促进交流为主，今年最大的不同，是引入了项目对接，因为这首先是个交流平台，但不能空对空，所以把项目合作放在里面。我们的主要工作人员都在美国，在中国有一些副会长和一些合作伙伴，目前我们正考虑在中国设常驻机构。
摘自：甬平传播 https://mp.weixin.qq.com/s/_88MRiiVw4aJjOpCKjV8UQ
